与此相联系的是，在儒家哲学中还有许多其他方面的内容，比如理性问题、知识和认识问题、意志问题、欲望问题，等等，特别是理性与情感究竟是什么关系，是儒家哲学最为关心的问题，但是这些问题都不能离开情感这个主题去谈论，也就是说，都是围绕情感问题展开的。

要探讨人的学问、生命的学问，就要在人的真实的生命活动中理会，在情感生活中去理会，而不能从概念上或文字上去求解。如前所说，在西方传统中，理性被理解为纯粹的认识理性，是对事实、真理、规律的认识，一般而言，与价值是无关的。

情感则是属于价值范畴的，由此而建立道德价值是行得通的，但由此而与理性相联系，则是行不通的。在阳明后学中，确实出现过一批狂者，有的甚至被称为狂禅，他们中有一些人公开提倡情欲，有的提倡私情、私欲，在儒学中掀起了一股不小的浪潮。因此，他认为人与万物的区别，就在于万物只顺其自然，而人能明于必然。就此而言，善就是认识的合理性。这正是阳明与朱子既有联系又有区别的关键所在。

同时，他又注意到人情之无常[19]，即人情中的变化无常，不可把握的一面，因而不是毫无例外地将人情视为性理，这其间的区别究竟何在，都是他所关心的。按照他的说法，大本既立，则其用自行，这是自然而然的事情，真正是一种当体流行，不必费什么口舌。儒家重视亲情而反对法治，这似乎是一个定论，关于这个问题，不属于本书讨论的范围。

扔掉天子这个宝座之后，他就可以偷偷地背着父亲逃走，沿海边找个地方住下来，终其生享受天伦之乐，而忘掉天下。在这一过程中，他还着重讨论了人与动物的区别，提出了著名的人禽之辨。孔子没有也不可能像现代西方存在主义者（萨特等人）那样，主张人是完全自由的，人的自由就在于选择的自由，而可供选择的可能性是无限的。从这个意义上说，孔子所讨论的问题，与其说是情与法的关系问题，还不如说是自由选择的问题。

父子相隐出于天理人情，凡出于天理人情之事，其中便有直。在这一点上，似乎有一点相近。

但是，存在主义者也主张，人要为自己的行为负责，要承担责任。[4] 见《参考消息》1999年3月10日。孔子正是通过对偷羊这件事实的态度，说明情感的真实性和重要性，说明人的最本真的存在就是情感的存在。孔子并没有要求叶公一定要按照他的方式去做，但是却表明了自己的生活态度。

朱熹又引谢氏（良佐）的解释说：顺理为直。《五行篇》也说：爱父，其攸爱人，仁也。儒家虽然没有提出存在这一类概念，但儒家哲学所讨论的却是存在的问题，首先是人的存在问题，紧接着是人的存在的根据问题或本源问题，当然还包括人与天地万物（有生命和无生命的存在物）的关系问题。这与后来的专制集权社会有很大不同。

喜怒哀乐非人情乎？自视听言动、富贵贫贱、患难死生，皆事变也。儒家所说的情，与西方哲学通常所说的情绪情感和激情还不完全相同（虽然大体上可以在一个共同范围内使用），儒家更重视情感的正面价值，正因为如此，他们所关注的是实践而不是认识，是价值而不是事实。

这里所说的人伪也就是人为，但与荀子所说，意义不同。但是作为个体的人，便有存在方式及其价值选择的问题。

其实，孟子在许多地方都讲过这一类的话，比如他说：君子有三乐，而王天下不与存焉。《语丛三》又说：爱亲，则其方爱人。在孟子所说的情况下，可以毫不犹疑地放弃最高权力而实现个人的心愿。孟子是以继承孔子事业为职志的哲学家，他言必称尧舜。因此，他批评墨子的兼爱学说虽然提倡没有差等的爱，却缺乏生长点、发端处，因而是无根之论。读古人的诗歌作品，就如同身临其境，感受到古人的情感。

孝不再是什么私人情感，而是从爱亲开始而又普遍化、扩充化了的人类情感，是爱人，是仁。一、人是情感的存在 人究竟是怎样的存在？这其实就是儒家最先提出并寻求解答的问题。

在这里，孟子并没有否定法的合理性，更没有以权压法，当然不存在徇情枉法的问题。有人说，动物也有亲子之情、母子之爱，是一种自然本能。

这里既有所谓自然主义的问题，但又不是一个纯粹自然主义的问题，因为儒家所说的自然，与西方学者所说，是有区别的。因为这里涉及的是父子情感这个重要问题而不是一般的事实问题。

人作为情感存在，是有正面意义和价值的，人的价值就在于情。苟有其情，虽未之为，斯人信之矣。然则舜如之何？ 曰：舜视弃天下犹弃敝蹝也。孟子正式讲到情字（若乃其情，则可以为善矣），但很多学者认为，孟子所说的情，是指情实、信实，意思是实际情形或实际情况，而不是指情感。

孔子说过人与鸟兽不同群这一类的话，这意思就是说，人是与动物不同的另一类群体动物——社会动物。舜不仅是传说中的大圣人，而且是一个大孝子。

事变就是人生的历程，但它在人情里，除了人情事变，则无事矣，这句话再清楚不过地说明，人不是别的，就是情感的存在。① 孝固然出于对父母之爱，但又不止于此。

事变有客观的因素和条件，但人情中的事变就不只是被动的、消极的客观过程，即不是物理的、机械的运动与变化，而是有喜悦，有悲伤，有快乐，这才是人生。其实，在一般情况下，情与法未必都是冲突的，把情与法、价值与事实完全对立起来，未必是原始儒家的初衷。

古人所说的生其心，就是生其情，情就是生的最直接的表现，离开情感去谈论人的生命问题，在儒家看来是不可思议的。某些动物如黑猩猩是有文化的，有不同的传统和行为差别。还说明，古代所谓法，是代表君的，不是代表民的。如果有真情实感，有些事虽然不去做、不能做，这人仍然是值得信任的，是一个真诚的人。

那么，反过来看，情形又怎样呢？不以其情，虽难不贵。这正是对孔子有关真情实感这一学说的进一步解释与发挥，也是对孔子有关直的见解的最好说明。

怎样看待这种事实呢？长期以来，人们将动物的母爱和亲子之情说成是自然本能，毫无意识，谈不上语言和意义，更谈不上社会与文化。[2] 这句话虽然出自有若之口，但它代表了孔子的观点。

所谓原始性，是说人的生命自诞生之日起，就需要情感上的安慰与爱抚，它是与生俱来的，而且在人的一生中起某种潜在的支配性作用。他说： 口之于味，有同嗜也。